固城遗址现状调查之我见

文/濮阳康京

固城，俗称楚王城，位于高淳区固城镇。据史籍记载，早在东周时期，吴筑固城为“濑渚邑”。春秋战国时，地处长江下游的吴、楚、越相互争霸，固城常因各方战争的胜败而隶属多变。到了两汉，固城为溧阳县治所在地，约在东吴时逐渐废弃。

千百年来，城址几经风雨，历尽沧桑，城内虽已开垦种植，但城貌至今犹存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随着我国文物、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，对这处古代城址，省、市文物考古界的专家们不断前往考察，认为这是目前江苏境内保存较好、历史较久的一处古城址，应采取积极措施加以保护。1992年，固城遗址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同时，被列为南京地区六个风景开发区之一。1995年，固城遗址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一、地理位置与现状

固城，南濒胥河，该河向东经太湖可通苏杭，向西由固城湖可达芜湖青弋江。城址南隔河2公里，有秀山与子城遥遥相对；西南有连绵数里的花山、狮子山与固城湖相望；东北有游山、茅山、禅林山迤逦相向。

城址平面呈不规则多边形，犹如北斗七星（斗柄指向东南），分内城和外城两部分，城垣土筑。初步勘测，外城垣周长3900多米；保存较好的北城垣，基宽41米，残高4-6米，外有护城坡，顶宽25米左右。城内东西向长约1450米，南北向宽约600米，平均海拔13-15米，东南高、西南低。城垣的四面留有似城门的豁口。围绕罗城（外城）外的环状低田，宽18.5米不等，现已填淤为洼田，当为遗留下的护城壕痕迹。高出地表的土城墙，除早年因地方建设，在城南与西南角挖毁800余米外，其余地面上土城垣轮廓基本保存。罗城内的子城，为皇宫或衙署区，位于城内中轴线偏西。子城地势北高南低，高于罗城地表约4米，长方形，南北长190米、东西宽120米；四周亦筑有护城壕，现已干涸为田，宽约13.5米。据当地农民回顾，1935年前，子城基址为一片废墟，后来农民逐渐迁居于此，平地填塞护城河，致使子城原貌改变。勘测对照《嘉靖高淳县志》所载“罗城周七里三百三十步，子城一里九十步”，与之相符。

二、城址及周围出土文物与墓葬

固城遗址，至今未经发掘，但城内外留下了上自西周、下至唐宋的历史文物，尤其是两汉文物十分丰富。

春秋战国时文物常见于子城之西。1979年开挖山河连接黄金港上首段时，出土了2件春秋时期的甬钟，以及青铜剑、铜镞等。从新中国成立至今，城内发现的楚国货币——郢爰，计8枚之多。

城内汉代陶片、砖瓦，俯拾皆是。今藏于南京博物院的汉《校官之碑》，发现于固城湖滨，是目前江苏保存时代最早的一通汉碑。碑文470余字，记载了汉溧阳长潘乾为地方办学之政绩。据查，潘乾于汉灵帝光和四年（181）前任溧阳令。该碑是固城汉时为溧阳县城的实物佐证。

城内挖基建宅采集到的有：汉代“云纹”“兽面纹”“阙纹”瓦当，绳纹筒瓦，长方形板瓦，模印几何纹砖，残陶器片等。尤其是筒瓦与板瓦的发现，表明固城在汉代已有比较讲究的建筑物。城外附近墓葬，上到西汉早期，下至东吴初期。

20世纪60年代初，距城址东约300米处，村民修筑水渠时曾挖毁一批西汉土坑木椁墓葬，其出土文物有长颈铜壶、铜洗以及釜、甑、镜、玉琀等。距城东约700米处，近年由南京市博物馆清理西汉土坑墓5座,随葬品计120余件，主要为铜器、陶器、铁器等。铜器类有鼎、卣、甗、剑、镜等；陶器类有鼎、盒、壶、瓿、敦、钫、灶等。从这一地所清理的墓葬，结合多年在这一方位所征集到的文物，可见随葬品多数为铁釜、陶盒和罐、壶、瓿等实用器，少数墓中随葬的陶器较少，不见铁釜，而多陶质的灶、釜、甑等；古墓的随葬品中，西汉时为实用器，进入东汉较多的是明器。这些出土器物，时代上有早晚之分。城东这片墓区，应是一处西汉早期向中期过渡的贵族墓葬群。除此以外，距城外3公里处的檀村，20世纪80年代发掘两座东汉画像砖墓，而在村南朝墩头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的文化层则上溯崧泽文化，下至春秋早期，文化内涵非常丰富。这些遗迹、墓葬的发掘，为研究固城兴衰史，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。

固城地区除汉墓以外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墓葬极少，这可能与城址的衰败有关。调查时所见到的都是宋墓，葬于城墙上，这些宋墓以及简陋随葬品，说明固城自东吴以后开始衰败，宋代时城邑已完全废弃。南宋周必大《南归录》载：“晚步固城上，父老谓之楚王城。其周数里，但存城基……”

三、固城历史与地名的渊源关系

据《宋景定建康志》载：“古固城，春秋时吴所筑也，今溧阳县之西溧水县界，周回七里余……”周景王四年（前541），楚灵王伐吴，使子圉与吴战，吴兵不利，遂陷此城。周元王三年（前473），越王勾践灭吴，固城改属越。周显王三十五年（前334），楚伐越，尽取吴地属楚，固城重归楚管辖。公元前221年，秦统一，废分封，立郡县，固城为溧阳县治（辖今溧水、高淳、溧阳）所在地。隋析溧阳，置溧水县，固城属溧水。明弘治四年（1491），析溧水之南，置高淳县。

但吴筑固城的这段历史，仅为史籍记载，目前尚缺乏充分的实物材料来加以说明，不过与固城历史具有渊源关系的城内外的一些地名和遗址，应该说为研究固城地区的历史变化，提供了线索。

①位于城址的东南部，面积约20多亩的一台型高地，当为“鸡鸣议事堂”故址，即清晨官员议事之处。从这处地表所见到的一层汉代残砖碎瓦和陶片，说明汉时在此有建筑物。

② “鸡鸣议事堂”之西，面积约40多亩，人们称此处地名为“校场”。所谓“校杨”，当为操练兵马之地，附近出土过汉代陶器和纺轮等遗物。

③子城南，有“桥东堡”和“桥西堡”，城东有“山南堡”以及“黄金港”“楚王庙”等地名。

④北城垣外有“瑶园”村遗址，千百年来给当地人民留下了某代皇帝在此所建的一王室苑囿，称“瑶园”，村名就来源于此。

⑤城外西北角的“玄武”村，后改“后埠”村，传说是吴失固城后，

楚王于城北固城湖口所设的一埠口码头。当时固城坐北朝南，城南为前，称“四灵”中的朱雀；城北为后，指“四灵”中的“玄武”。玄武，即龟与蛇。据清代赵翼《陔余丛考•讳龟》考证，元代时始忌讳龟，为避“玄武”，故名“后埠”。

此外，距城南200多米的胥河，冬春之际可见河底。考古人员曾沿胥河作遗址调查，在接近河底部的南北两岸断面上，其下部见一灰土层。土层所见包含物与被河水冲涮下来的陶片器型、纹饰为汉代以前遗物。器形可分印纹硬陶罐、瓮、鬲，原始瓷碗与陶豆等。印纹陶片纹饰有方格纹、水波纹、云雷纹、叶脉纹、组合菱形纹、编织纹、绳纹等。所采集到的陶片，根据低裆浅腹鼎、短颈罐、宽沿盆、束颈鬲，以及陶质和陶系、器腹、纹饰的综合分析，大致时间是春秋中期的文化遗存。对照《宋景建康志》《嘉靖高淳县志》中“伍员奔吴、吴阖闾用为将，举兵破楚，固城宫殿烟焰逾月不灭，其城遂废”以及“子胥奔吴（前522），吴王阖闾用子胥之谋伐楚，始凿胥河，以为漕运”的记载，二者同属春秋中期，这说明胥河的开凿时代应在吴筑固城之后。

至于目前“固城”保留在地面上的城垣范围，是“吴筑固城”之遗存，还是汉代在此基础上经过改筑的一处城邑，根据近年来对固城遗址的实地勘查和文物的出土方位等资料分析，提出以下三条来说明“固城”土城垣非春秋时所筑。

1.城址布局及周围墓葬为汉代特征。从城址的平面布局来看，古固城呈长方形，东西长1400米、南北宽600米。子城位罗城中轴线偏西，城内无墓地。很明显，这样的规划格局，已不具有战国时城址平面呈方形、或不规则的方形或南北长方形，以及在城内有墓等诸多特点。只是在城内按中轴线设子城，宫城皆设于制高点的布局形制，作为传统规制保存了下来。但子城方位并没有参照周代营建规划中的基本模式——子城位中，而是面向朝南，视秀山地形的相水偏西所确定的轴线方位。众多的考古资料证明，西周、春秋时期的城市规划和城内布局除宫城、宗庙祭祀场所、手工业作坊、居民区外，墓葬一般按宗法关系分布于大城内。到了西汉，城市建设虽承袭春秋、战国时期的布局形式，但墓葬制度有所不同，随着土地买卖以及汉制产生的变化而变化，将墓葬区安排在城外，城市规划中城内就不再设墓葬区。因此，城址周围的墓葬集中反映出固城的平面布局，为汉代城市规划的特征。

2.水井及城墙包含物为汉代遗存。在城内东侧和城外东南角（距城墙50-150米），先后共发现十几口水井，均为残井。井壁用汉几何纹砖，或用板瓦券成。周围迹象表明，这些为汉代居民生活饮用井。当地曾挖东城墙修路。从开挖的一段城墙近基部见到，叠压了长5.1米、厚0.75米、呈半弧形的一层红烧块。红烧土下，又堆积了一层绳纹板瓦、筒瓦和灰砖，底下为2厘米厚稻草灰。根据城墙中所含的砖、板瓦、筒瓦形制，鉴别为西汉遗存。按遗迹现状判断，这是一处废弃了的窑址。由此可以看出，至少固城的东城墙修筑时代不会早于西汉，应是西汉后期或东汉时所筑。

3.城址按汉代风水体系设计。古代选择城址，不单单从自然地形、军事方面来考虑，为求得国盛民昌，事先还需经过风水勘舆，按地形、地貌、水流方位来规划，然后才确定城址的吉地方位。按照当时的风水学，城址的东北有游山、禅林山，西南有花山和九龙群山，城之龙脉是发于东北的陇岗。城南胥河，仅面朝子城的一段呈曲抱形，河北面对子城，南面对秀山，成一轴线布置。就这段围抱形河道的形成，按照地形与河道内滩所发现的一汉村落遗址来综合分析，这段弧形澡床并非早期受水流冲击所致，而是为求城址南面的秀山地形，避风水学中“水道直而不储财”的情况，人为将这段河道朝外放宽，这符合所谓风水学中“河水之曲乃龙气之聚会也，若隐隐与河水之明堂朝水秀峰相对者，大吉大宅也”之理念。早在商周时期就有了“勘舆选址”“占卜择地”的活动，古人对城基或宅基的选址，起初不过是略以择地，然后用龟甲占卜其地的吉凶来确定方位。到了两汉，阴阳五行之说与儒家的谶讳学说，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风水理论体系，并兴盛于世。而固城遗址，从整个地理环境，平面布局来看，它完全是按照春秋后期风水中“朝山、怀水，来龙昂秀”等模式来精心规划与营造的。

综上所述，对现保存较好的固城遗址，其种种迹象表明为汉代时所筑，并非春秋之城。那么，春秋时“固城”的具体地理位置又在何处？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。从固城遗址周围的地形分布状况和城内早期文物的出土方位来看，早期城址的具体范围应在现城址偏西。因在固城墙屋村北向瑶园村西，地面仍有一条宽似城垣的陇岗，这应是春秋时期固城的东城垣走向。北垣走向由瑶园村断断续续向后埠村南抵固城湖畔，俗称这条陇岗为“城埂头”，其称呼，顾名思义为城墙。西垣和南垣，由于两地现为村镇所在，逐年的建筑设施，使城垣地貌已改变，仅存汉城壕遗迹。如果这两条陇岗为春秋时城垣所在地，那么城址的平面布局应呈不规则的南北长方形。这种形制，符合春秋时期城址的平面布局——多数呈南北长方形的特征。从城内早期文物的出土方位来看，西周铜戈出土于子城，春秋时编钟、青铜剑、镞等分别见于子城的西部和西北方位，楚国货币郢爰也在子城的周围，且被多次发现。而子城向东，汉代以前的遗物至今还未发现。这些不同时代遗存物的分布情况，明显反映出早、晚城址所处的不同地域，即春秋时吴筑“固城”的具体分布范围是以“子城”为中轴线成方形。结合东城墙内的包含物为汉代陶片等又说明，现保留较好的固城遗址，是汉代向城东重新扩建、改筑的一处城邑。

汉代改筑“固城”的原因，分析一下春秋时期筑城的主要性质与旧城所处的地理位置，有以下可能：由于春秋时各诸候国攻城略地，筑城首先着眼于军事的因素。当初吴国在此筑城，将城址设在湖与河交接转角处，作为西御楚的水路咽喉地。这一地理优势，当时无论对军事、交通运输方面，都是极为有利的，但不足之处是地势较低。按目前对固城遗址所测，城西平均海拔在8-9米之间。西汉时，随着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，为扩大耕种面积，沿湖围滩屯田，当时于固城外西部围的相国圩就是一实例，城外附近围田，使原本的湖、河蓄水面积不断缩小，导致水位逐年升高，这对原地势偏低的固城原址来说，势必常遭水患。从长远的眼光来看，不利于城市规模的发展。到了汉代，随着社会经济的稳定，城市建设由早期“筑城以卫君、造廓以守民”的军事性城邑朝发展经济方面转变。对此，固城的规划改造，必须避开城西这块常遭水患的较低地势来改筑或重筑。选址为兼顾到水源、交通诸地理因素，比较合理的是略向城东改建。

因此，从固城遗址的平面布局、城垣内遗物来看，所表现出来的是两汉文化特征。至于春秋时吴筑固城址的确切方位，虽疑在城西，但目前仅限于地面调查，还需通过发掘来做进一步探索与求证。

参考资料：

 宋《景定建康志》卷二十，城阙志一；明《嘉靖高淳县志》；清《光绪溧水县志》；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《江苏高淳县赵村汉墓清理简报》，《考古》1961年第6期；镇江博物馆《江苏省高淳县东汉画像砖墓》《高淳固城东汉墓》，《文物》1983年第4期；宋代单锷《吴中水利书》；北京大学历史系《商周考古》，文物出版社1979年；查瑞珍《战国秦汉考古》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。